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宋朝历史大学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2个相关介绍宋朝历史大学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和北宋大学问杨家史有关的成语是？
应该是北宋大学问家杨时吧。
关于杨时的成语是程门立雪。宋代杨时在下雪天拜谒著名学者程颐，程颐瞑目而坐，杨时不敢惊动，在旁站立等待。程颐醒来，门前积雪已经一尺深了。后来用“程门立雪”形容尊师重道，恭敬受教。
为什么宋朝以后，将《大学》推为儒家四书之首？
道理很简单：为了统治需要。
我们从最简单最直观的事实看：
现在家境殷实的老百姓，为了财产、隠私不被侵犯，家里都装了监控和防盗门窗；
明星大款为了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出门宅家都有保镖，至于那些富甲一方的富翁，除了监控保镖外，还养了恶犬。
百姓为了人、财安全，尚且有如此严密的防范，何况手握杀伐大权的皇帝和贵族老爷呢！
我们知道，历史上能坐上皇帝宝座的，大多是亲身多年征战，凭仗手中钢刀和那些为了富贵为其卖命的"铁哥们"的不懈拼杀，才从别人手里夺得江山的。
唯独宋太祖一个“陈桥兵变"，兵不血刃，就“黄袍加身"了。
宋太祖明白，虽然轻轻松松夺得了孤儿寡母的江山，但在道义上是会被人"腹谤“的。
怎样才能稳坐龙椅而又理直气壮呢？
别无他法，除了给予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实际名利，也给老百姓较前朝宽松的生存环境，再加以对可能犯上的“危险分子"杀戮以外，还得从理论上、思想意识里有足够的根据和规范。于是乎，《大学》就是最好的救命稻草，稳固***的要素。
《大学》虽然只有2000多字，但它几乎囊括了儒家治国治民的所有方略，较之“四书五经、尚书论语"等洋洋洒洒的儒家经典，要容易记忆得多，因而经过密商，由道学家朱熹集注后，列入有权享受教育的士人学子的“初学入德之门”的必读教科书，并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还被宋以后的各朝较仿。于是，这篇《大学》短文就奴役毒化了千千万万的仕人举子，并由仕人举子灌输扩大到目不识丁的广大贫苦老百姓的脑子里。
于是乎，被奴役毒化的人们，都从《大学》里知道，原来皇帝老爷来统治我们，杀戮我们，是上天安排的，应该的。我们无偿供奉皇帝老爷及贵族官僚骄奢淫逸、醉生梦死，是义不容辞的，不能咒诅反抗的，如果咒诅反抗，就是犯上，就是与老天爷作对，就要受到惩罚！
于是，经过《大学》的***毒化，统治者的宝座稳固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可以歌舞升平了！
要到几十几百年后，再诞生几个视《大学》如敝屣，看皇权如儿戏的聪明人，或者看见銮驾就大喊：“彼可取而代也！"的疯子，才得以更张替换。
这就是宋朝以后《大学》被推为四书之首的要旨。
谢邀！一个耕夫贩卒，每日里为生计奔波，实在没那个精力去研究国粹。至于胥吏出身的赵普，只知道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用半部《论语》定天下，半部《论语》安天下。至于为什么将《大学》定为四书之首，实在不得而知。
《大学》一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此处“新民”，而非“亲民”。可参见《大学》第三章:“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的根柢就在一个“生”（好），即《周易》所言的“天地之大德曰生”。
“明德”，“至善”归根结底也只是一个“生”字: 使己生（好），使他生（好），使万物生（好）。
“生（好）”乃中华文明的核心。
朱子对“四个”之地位、作用的表述，最明无过于日：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明白如斯，亦未必无不善其会者。
如所谓“规模”、“根本”、“发越”、“微妙处”，是谁的“规模”、“根本”等等?若以此是为读者言，谓由此而学者，于为学之初须先定一大规模，如“先立其大者”然，不可小了，然后立定脚跟，然后渐求发皇，至于最终又将有若何造极通微境界之可期，此固亦可说；或若以为是指《四书》全体而言，谓是指《四书》的规模、《四书》的根本、《四书》的发越、《四书》的微妙处，自亦有可说处。
让我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四书》之作为“一个”，其实不只是“四书”的“一个”，尤其为《论语》的“一个”。所谓《四书》之“四个”的“对内不独立”，其实只应指《学》、《孟》、《庸》三个，它们不具有独立性，而有一个共同的指向。
这个指向，非如《礼记》各篇的外向性指向，而是内向性的，它们共同指向《论语》。简言之，《学》、《孟》、《庸》三个得以进入《四书》，仅在于它们有以辅成《论语》，有助《论语》道理之显明，有助学者对于《论语》之领受。
可以说读了《大学》是要到《论语》去的，读了《孟子》是要到《论语》去的，读了《中庸》是要到《论语》去的，却不可以说读了《论语》是要到《学》、《孟》、《庸》去的。《四书》的地位全由《论语》赋定。
《学》、《孟》、《庸》三个各无独立性而共同指向《论语》，《论语》则自足独立、自指自认。也可以说，惟《论语》离得《学》、《孟》、《庸》，而《学》、《孟》、《庸》实离不得《论语》。离了《学》、《孟》、《庸》，《论语》犹自是经，《学》、《孟》、《庸》则非经也；不离《论语》，《四书》又只是“一个经”，而非“四个经”也。
《四书》之所以为经，地位全自《论语》来。所以，说《四书》只是“一个”，这“一个”，从面子上讲叫做《四书》，从骨子里讲叫做《论语》。再与《礼记》对照：《礼记》的经是《仪礼》，《四书》的经是《论语》；《礼记》的经在《礼记》外面，《四书》的经在《四书》里面。经在外，所以《礼记》是“记”非经；经在内，所以《四书》直可作经看。惟是“一个”经，人若要做“四个”看时，《论语》之外的三个却又不具有经的身份。
总之，《四书》所以著一《大学》在前，亦即《四书》体例之所追求的，恰要将其全部内容付诸《论》、《庸》、《孟》，以资读者“寻样子”之用。可以说，通篇《大学》，就是朱子为《四书》寻下的一整个儿“样子”，所谓“定其规模”者，亦可以如此看；而《大学》逐节之内容，又一一可以为《论》、《庸》、《孟》出无数“样子”矣。
《论》、《庸》、《孟》倘亦为理解《大学》提供“样子”，仅属顺带；而《大学》为《论》、《庸》、《孟》提供“样子”，则在当然，乃见其本色也。读者先将一篇《大学》读教透，待看《论》、《孟》时，《大学》“样子”出来映照，隔碍处往往自消。如读《论语》到下学上达、博文约礼等处，读《孟子》到尽心知性等处，其义即“固自分晓”，然有一《大学》格物致知“样子”在此，省许多工夫。此非存心取巧，而多有因利乘便之益。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宋朝历史大学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宋朝历史大学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