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宋朝历史有感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2个相关介绍宋朝历史有感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读后感?
所谓唐宋时代,是一个常用的说法,然而从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的话,却实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这是因为,唐代属于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发端,其间包含着从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因此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虽然历史学家往往依据朝代来区划时代,使得“唐宋”或者“元明清”之类都成为了一种固定的说法,然而在学术上,这种分期法却有予以修正的必要。不过现在为了方便起见,这里还是遵照常见的历史分期法,使用“唐宋时代”这一称呼,尝试对中国从中世到近世之间的变化作一概括性的说明。
中世与近世的文化状态,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从政治上来说,是贵族政治废弛,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从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贵族政治最为繁盛的时代。当然,这种贵族政治和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也没有关系,是一种特别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在制度上并不是由天子赐予领土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其门阀自然地得到长期延续,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所谓“郡望”的本体就在于此。这些门阀都重视谱系,以至于当时谱学盛行。在现存的各种文献当中,《唐书·宰相世系表》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体现。又如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中,不拘朝代,将各个家族的人物从祖先到子孙一并合传记载,因此受到非难,认为这种体裁是在为人作家传。其实这正是史书在无意中体现了南北朝时代的实际状态。
像这样的名门望族,几乎都是超然于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地位的。虽然当时的政治堪称为贵族全体独占之物,如果不是贵族就不能当官,然而第一流的贵族却未必就会成为天子宰相。尤其天子之位最为特殊,手握实权的人物才能得到这个位置,但即使身登大宝,其家门也未见得就能成为第一流的贵族。唐太宗为天子时,命人调查贵族谱系,北方的第一流门第是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太宗家族的陇西李氏却只位居三流而已。然而这种门第座次,却是连天子之威也无法变更的。南朝也是一样,王氏、谢氏等比天子家门要受重视得多。他们都在同一阶级的贵族之间通婚,其集团构成了社会的核心,最好的官职都被其中人物所占据。
六朝和唐代中期之前一段历史很像欧洲中世纪,虽然他没有明说。我觉得这是美化那段历史,而且显得一厢情愿。中国历史上的“贵族阶层”从来没有像欧洲那样在政治上获得与权对抗的地位。虽然存在某大臣挟制君主的情况,但大都是短期的特殊的,不是常态。中国历史的常态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这种情况自商至清没有改变过。其实,在那个时代帝只能重用“贵族”,平民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在州郡的影响力都赶不上贵族,因此推行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一旦受到朝廷重用,给予优越的待遇也不足为奇。但这和封建根本制度无关。
大宋明后读后感?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宋代是争议颇多的王朝。有鉴于晚唐五代的教训,大宋建立之初便将崇文抑武定为基本国策,这也致使华夏民族一改曾经的尚武之风,成了弱不禁风的偏科生。
公元1063至1086年是北宋英宗、神宗在位的时期,上承四十二年的仁宗盛世,下启北宋末年的哲宗、徽宗两朝。短短二十余年间,宋王朝整体上仍维持着表面的繁荣,但熙宁变法却自上而下地改变了帝国的体制和政治氛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十一世纪,王朝的领航人和精英们怀抱重振汉唐雄风的初衷,播下变法的***,却未曾想过它结出的果实,深远地左右着帝国的荣辱兴衰。
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所著的《大宋之变》一书,正是对北宋这二十年间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变革的详尽描绘。《大宋之变》开篇,宋王朝在位最长的宋仁宗撒手人寰,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给朝局带来新的变化。
仁宗并无亲生子,宋英宗以养子身份入继大统。但无论是仁宗生前还是身后,这对养父子内心都不愿意承认双方的父子关系。因为身份认同的缺失,加上长期作为候补皇子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英宗一朝手握权柄,就发动了想要承认亲生父亲名分的濮议之争。英宗在位的四年,濮议之争导致的内耗成为了朝廷的主旋律。
英宗即位四年就告别了人世,继任者是他的长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大宋之变》中的脉络主线,由此展开。
神宗勤勉好学,年富力强。由于急于为其父的血统正名,也为了重振中原王朝,复兴汉唐故土,即位之初的神宗便锐意进取。其志不止于中兴大宋,更希望比肩唐宗宋祖。相较于因循守旧,主张温和守成的谏言,初登大宝的年轻皇帝,显然更属意于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意见。朝堂上老成持重的官员们对改革之事慎之又慎,毕竟就在十数年前,一场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言犹在耳,墨迹未干。
事实上,关于帝国的走向,大宋朝一直充斥着两种声音。一种是寄望于加强教化,广开言路,让君权受制于百官和道德的约束,实现君臣共治。这显然是儒家思想的体现,《大宋之变》的人物主线里,司马光便是其典型代表;另一种则主张实干,君主集权和主抓财政管理。通过高效的行政手段,为***和皇帝寻求更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仁宗朝的名相吕夷简,庆历新政的主导者范仲淹,到之后的王安石,皆在此列。
客观地说,神宗朝之前,这两派并没有明显的界线,也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权欲斗争和政治倾轧。大臣们虽有不同意见,但每遇大事,皆以公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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