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夏朝历史从何考证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3个相关介绍夏朝历史从何考证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商朝的历史考证？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500余年。
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传说它的始祖契与禹同时。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之战灭夏朝后，以“商”为国号，在亳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盘庚死后，王位由其弟小辛即立。小辛死后，传帝小乙。小乙死后，即立的是自己的儿子武丁。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商朝的末代君主帝辛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后自焚而亡。
朝的王位继承制度，前期为兄终弟及，后期为典型的父死子继。商朝处于奴隶制鼎盛时期，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
商朝势力范围以内和以外分散有许多远较商族落后的方国。其中最为强大的是西北和北方的舌方、鬼方、土方和羌方。在商朝时期，长江流域也平行存在发达的非中原文明。
夏朝以前没有可以考证的历史遗址和文物，对吗？
现在考古考的只是古代留下来的文物。不能算是历史。什么叫历史？就是古代发生过的是，什么人说过什么话，这才叫历史。古代又没有录像机录音机，怎么考证呢？所以说文字记录下来了，这才叫历史。比方说李世民说过这几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你要是挖出来唐朝一个铜镜，能知道这几句话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文字记录下来古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这才叫历史。
不对。2019年被联合国认可的良渚古城建于距今5000年，那时还有神木石峁，有富饶的石家河，有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有个文明的方国（见罕见的玉人。之七真切的文明）。。。
在百花盛开的季节绝不会良渚一花独秀。这是基本的常识和科学素养。
距离那个繁荣的时代一千多年后文人没有能想像出当年的繁盛，所以不能把后人的文学作品当成历史事实，以为当年嫦娥在奔月，女娲在补天，后羿在射日。
夏朝臣子平时怎么称呼他们的皇帝呢？有什么历史依据？
夏朝的君主有两种称呼：一种称“帝”，一种称王。
有关夏朝的历史记载，主要有《竹书纪年》、《尚书》、《史记》等，孔子是非常有名的改编***，《诗经》3300多篇，删减为305篇，《尚书》也是孔子简选了100多篇而已，其他都删除了。一方面我们要赞扬儒家将一些经典传承了下来，另一方面他删除了很多历史记载，使得后人对历史产生了很大的误区。
幸亏考古界发掘了一些文字史料，从而得到了《竹书纪年》、《尚书》等的真实面貌。
夏朝怎么称呼他们的君主，这事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夏朝的君主称呼就不能以孔子删减后的《尚书》和司马迁的《史记》来找历史依据了。
根据比较原始的历史资料来看，夏朝的君主有两种称呼，一种是称“帝”，另外一种是称“王”。（《山海经》中的夏帝启形象）
有关夏朝君主称呼的历史记载。
一、古本和今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晋朝晋武帝时期发掘的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的，宋朝时期散失了。清朝人将古籍中有关《竹书纪年》的记载全部整理出来，发现与流通中的《竹书纪年》有很大差别，搜集整理出来的称古本《竹书纪年》。后人将之整合成《古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分今本和古本之说，古本为真，今本为“伪”，不过今本《竹书纪年》也不完全是***的，是经过改编的。《竹书纪年》古本一出现，孔子改编的《尚书》、编写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被一面倒的称为“伪史”，尤其体现在对三皇五帝和夏朝的记载，颠覆过去的认知。也就是说孔子、司马迁都是带着一定的思想意识去写历史的，有些地方进行了大改动。
譬如，尧舜禹禅让一事，《竹书纪年》记载的根本就不是禅让，而是被推翻了。尧被舜推翻了，禹把舜推翻了，启把伯益杀了；著名的伊尹曾经杀夏朝的王太甲。至于真伪，有待考证，但是出土的东西应该是更具有说服力。
有关夏朝君主的称呼，将古本《竹书纪年》进行对照，毕竟今本《竹书纪年》被改编了不少：
1、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
2、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大飨诸侯于璇台。
3、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王师伐有扈，大战于甘（有扈，在始平鄠县）。（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帝启）
这里讲夏朝的开国君主“启”称为“帝启”，但是他的部队称为“王师”，这里就已经可以了解到，夏后氏的“启”有两种称呼：帝和王。
不单单是夏启被称作“帝”，之后还有夏朝君主都称“帝”，如帝仲康、帝少康、帝芬、帝芒、帝泄、帝不降、帝廑、帝孔甲、帝昊、帝发、帝癸等，这都是古本《竹书纪年》中对夏朝君主的称呼。又记载：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竹书纪年》古本）
看来这是“帝”和“王”都是夏朝君主的称谓了，更加偏向于“帝”的称呼。
而古本《竹书纪年》中对商朝君主的称谓只是“王”，没有“帝”，如下：
《竹书纪年》古本中对商朝王的记载大都是这种模式，称“王”。仲丁，名庄。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迁于嚣，于河上。（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商王都是称“王”，而没有“帝”）
二、《尚书》记载。
《尚书》之中有关夏朝的记载只有四篇，分别是：《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其中《五子之歌》和《胤征》被证明是伪作，也即是后人写的，不是原来《尚书》中的文章。因此我们只能以《尚书》之中的《禹贡》、《甘誓》来看一看对夏朝君主称呼的记载了。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甘誓》）
在《尚书》中称“王”，夏启的自称。司马迁就毫不客气了，他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
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史记》）
司马迁直接写成了启，而《尚书》中称“王”，司马迁有点贬低的意味。（夏启发动甘之战，开战的誓词就是《甘誓》）
本人觉得，夏朝的君主称呼应该是“帝”，而“王”的称呼则较弱一些了，可能后世记载的问题。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夏朝历史从何考证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夏朝历史从何考证的3点解答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