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夏朝历史 考证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3个相关介绍夏朝历史 考证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夏朝历史是如何考证的？
首先，中国有比较完善系统的夏朝历史记载。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系统的的史书，如《尚书》、《国语》、《春秋》、《竹书纪年》等，到了西汉，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写下了《史记》。《史记》分别有《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来记载三代的历史，而且王位世系记载十分的清晰。在殷墟遗址发现之前，西方人同样怀疑商朝的存在。1928年的殷墟考古震惊了全世界，根据殷墟遗址的甲骨文中记载的商代诸王世系来看，《史记》的记载基本正确，只是将先商(商朝建立之前)的个别祖先的顺序记载错误。这说明了《史记》记载的王位世系基本是可信的。
其次，根据甲骨文发展的情况来看，夏朝也是存在的。甲骨文自1899年以来，已经出土了15万片以上，其数量相当可观。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甲骨文单字达4500多，释读成功的有2500多个。甲骨文已经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借”的造字方法。这些现象都足以证明甲骨文是一种发展比较成熟的文字。
第三，虽然现今中国尚未发现夏朝的都城遗址，但是已经发现了一些和夏朝同时期的青铜遗址或者和夏朝有关的遗址。如河南洛阳发现的二里头遗址，总面积为3.75平方公里，出土了少量的小型青铜器，以及大量的陶器。而二里头遗址存在的时间大约在前1750年到前1500，大约是夏朝后期的一个遗址，一直延续到了商朝前期。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后期的国王都居住在斟寻，“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国语》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说明斟寻位于洛阳一带。而斟寻氏是夏朝的分封国之一。这说明，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是夏朝的斟寻氏遗址。
夏朝的考证主要是通过商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记载的情况来研究的，夏商周都有在青铜器上记事的习惯，在当时很多贵族为了传承将家族的许多记事写在了青铜器上，所以就有了铭文，铭文是甲骨文之后第二老的文字就是用来传承文明的。
中国历史考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我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夏朝，商朝，西周共和之前的时代，都是没得到考证的。断代工程使得商朝和西周共和之前成为了确定的历史。
不是断代史。中国的《史记》记载到的可据历史最早的是西周共和时代，就是烽火戏诸侯被野人打破了都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之前的中国历史只有一些传说，没有完整的年代，在位帝王，在位时间的记载，所以不能作为有考证的历史。
断代工程使得这些传说中的时代有了完整的
夏朝臣子平时怎么称呼他们的皇帝呢？有什么历史依据？
夏朝的君主有两种称呼：一种称“帝”，一种称王。
有关夏朝的历史记载，主要有《竹书纪年》、《尚书》、《史记》等，孔子是非常有名的改编***，《诗经》3300多篇，删减为305篇，《尚书》也是孔子简选了100多篇而已，其他都删除了。一方面我们要赞扬儒家将一些经典传承了下来，另一方面他删除了很多历史记载，使得后人对历史产生了很大的误区。
幸亏考古界发掘了一些文字史料，从而得到了《竹书纪年》、《尚书》等的真实面貌。
夏朝怎么称呼他们的君主，这事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夏朝的君主称呼就不能以孔子删减后的《尚书》和司马迁的《史记》来找历史依据了。
根据比较原始的历史资料来看，夏朝的君主有两种称呼，一种是称“帝”，另外一种是称“王”。（《山海经》中的夏帝启形象）
有关夏朝君主称呼的历史记载。
一、古本和今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晋朝晋武帝时期发掘的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发现的，宋朝时期散失了。清朝人将古籍中有关《竹书纪年》的记载全部整理出来，发现与流通中的《竹书纪年》有很大差别，搜集整理出来的称古本《竹书纪年》。后人将之整合成《古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分今本和古本之说，古本为真，今本为“伪”，不过今本《竹书纪年》也不完全是***的，是经过改编的。《竹书纪年》古本一出现，孔子改编的《尚书》、编写的《春秋》、司马迁的《史记》被一面倒的称为“伪史”，尤其体现在对三皇五帝和夏朝的记载，颠覆过去的认知。也就是说孔子、司马迁都是带着一定的思想意识去写历史的，有些地方进行了大改动。
譬如，尧舜禹禅让一事，《竹书纪年》记载的根本就不是禅让，而是被推翻了。尧被舜推翻了，禹把舜推翻了，启把伯益杀了；著名的伊尹曾经杀夏朝的王太甲。至于真伪，有待考证，但是出土的东西应该是更具有说服力。
有关夏朝君主的称呼，将古本《竹书纪年》进行对照，毕竟今本《竹书纪年》被改编了不少：
1、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
2、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大飨诸侯于璇台。
3、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王师伐有扈，大战于甘（有扈，在始平鄠县）。（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帝启）
这里讲夏朝的开国君主“启”称为“帝启”，但是他的部队称为“王师”，这里就已经可以了解到，夏后氏的“启”有两种称呼：帝和王。
不单单是夏启被称作“帝”，之后还有夏朝君主都称“帝”，如帝仲康、帝少康、帝芬、帝芒、帝泄、帝不降、帝廑、帝孔甲、帝昊、帝发、帝癸等，这都是古本《竹书纪年》中对夏朝君主的称呼。又记载：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始壬子，终壬戌）。（《竹书纪年》古本）
看来这是“帝”和“王”都是夏朝君主的称谓了，更加偏向于“帝”的称呼。
而古本《竹书纪年》中对商朝君主的称谓只是“王”，没有“帝”，如下：
《竹书纪年》古本中对商朝王的记载大都是这种模式，称“王”。仲丁，名庄。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迁于嚣，于河上。（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商王都是称“王”，而没有“帝”）
二、《尚书》记载。
《尚书》之中有关夏朝的记载只有四篇，分别是：《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其中《五子之歌》和《胤征》被证明是伪作，也即是后人写的，不是原来《尚书》中的文章。因此我们只能以《尚书》之中的《禹贡》、《甘誓》来看一看对夏朝君主称呼的记载了。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尚书.甘誓》）
在《尚书》中称“王”，夏启的自称。司马迁就毫不客气了，他在《史记》中是这样说的：
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史记》）
司马迁直接写成了启，而《尚书》中称“王”，司马迁有点贬低的意味。（夏启发动甘之战，开战的誓词就是《甘誓》）
本人觉得，夏朝的君主称呼应该是“帝”，而“王”的称呼则较弱一些了，可能后世记载的问题。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夏朝历史 考证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夏朝历史 考证的3点解答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