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夏朝历史故事 人物对话的问题，于是小编就整理了4个相关介绍夏朝历史故事 人物对话的解答，让我们一起看看吧。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说：“看重实际的德行，轻视表面的姿态；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尽管他自己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中国夏代以前的统治者都有谁？
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夏桀。 夏桀时期的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大阶级：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和平民 阶级。奴隶主大多是由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转化而来。 他们在交换中夺取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扩大权力，最终转变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完全占有生产者本身的奴隶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上古文献中的“奴隶主”指的就是这一阶级。他们整天沉迷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之中，而不管奴隶们的死活。 奴隶要是由氏族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中得到的俘虏转化而来，也有一部分是氏族公社的贫苦社员沦为奴隶的。在夏代，奴隶名目繁多，从事农业生产的称“民”、“黎民”、“众人”、“众”；从事畜牧业的称“牧竖”或“隶圉”；奴隶主家内的奴隶则叫“臣”（男性）和“妾”（女性）。 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被奴隶主成批地赶到农田里去种地、放牧，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可以随意的把奴隶关进监狱，施以重刑***。
关于孟子劝诫梁惠王的故事是什么？
梁惠王说：“我对于国家，真的是竭尽心力了。在河内遭遇饥荒时，就将那边的灾民迁移到河东，还运粮食到河内去救济。河东遭遇饥荒，我也是这样处理。仔细考察邻国的政务，没有像我这么尽心的国君了。可是邻国的人民并没有减少，我们魏国的人民也没有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
孟子回答说：“大王一向喜欢打仗，就让我用战争来作比喻。战鼓擂起鼓声咚咚响，双方的兵器已经交手，战败的士兵就丢弃盔甲，拖着兵器逃走了，有的逃了一百步才停下来，有的逃了五十步就停下来。如果逃了五十步的士兵却去讥笑逃了一百步的，那怎么样呢？”
梁惠王说：“不可以。逃了五十步的只不过没有逃一百步罢了，也同样是逃走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必奢望魏国的人民会比邻国多了。如果有人饿死了，就说：“不能怪我，是收成不好的关系。”这跟把人刺死了，却说：“人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请大王不要怪罪于遭遇荒年，只要施行仁政，天下人民都会来投奔大王了。”
如何看待高贵乡公曹髦在太学与博士们的对话？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考察曹髦与太学博士们都探讨了哪些问题？其目的意图何在？切忌没有具体分析，就先一知半解的贴上个标签。例如很多学者认为曹髦与太常博士们的分歧和争议，反映的是郑玄、王肃学术之争，进而得出支持郑玄学说的曹魏皇室和支持王肃学说的司马氏之间的权力之争。这种做法无益且有害。
曹髦与太常博士们争议的第一个问题是：后人所说的《周易》这部文献，为何很多文献都记载夏朝时叫《连山》，商朝时叫《归藏》，周朝时叫《周易》？
三代《易》名之变更，纷纭不定。故曹髦有此问。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术争鸣问题，与政治似無联系。对曹髦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周易》博士淳于俊回答：“包羲（即伏羲，《三国志》谓之包羲，或作庖犧）因燧皇（即燧人氏，因诸古籍记载其为三皇之一，故曰燧皇）的河图洛书，制成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又各有增删，所以《周易》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
曹髦的第二个问题：既然燧人氏得《河图》，伏羲又依据《河图》作八卦，神农氏又演化为六十四卦，为什么孔子不加说明？对此问题，淳于俊无言以对，不了了之。
曹髦的第三个问题：孔子撰《彖》、《象》，郑玄作《周易注》，这些都是对《周易》的诠释著作。《彖》、《象》单行，不与《周易》***合在一处；而郑玄的《周易注》本却将《彖》、《象》与《周易》***合在一处，原因何在？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很大的一个问题，即经与注的分合问题。
三国时，《周易》古本尚《彖》、《象》单行，未附于***各卦之后。郑玄《周易注》本将《彖》、《象》分附于***各卦之后，与古本体例不同，故曹髦对此提出质疑。关于合《彖》、《象》于***的始作俑者，后世学者争论纷纭。有西汉费直、东汉郑玄、曹魏王弼诸说。
对曹髦的第三问，淳于俊的回答是，郑玄之所以合***与注文，是为了便易学者们阅读使用《周易》。
曹髦紧接着问了第四个问题：既然郑玄这样做是为了给其他学者提供便易，为什么孔子不这样做？淳于俊的回答是，孔子担心自己撰作的《彖》、《象》文字与周文王撰作的《周易》***相混淆，所以不合，也是孔子表示自谦的一种方式。
曹髦认为这个解释不通，所以紧接着问第五个问题：既然孔子不合是表示自谦，那么郑玄为什么还要合为一处，不仿效孔子的谦卑呢？淳于俊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曹髦问的关于《周易》的第六个问题是：伏羲、神农时还没有发明衣裳，后世黄帝、尧、舜时却有衣裳，为何有很大的变化？淳于俊回答曰：三皇时，人少，禽兽多，故取其羽皮就足够天下人穿了，不需要制作衣服。到黄帝时，人多，禽兽数量少，所以黄帝要发明衣裳，以适应现实的变化和需要。曹髦未再有诘问，似表明对淳于俊此答表示满意。
曹髦问的关于《周易》的第七个问题是：《周易》中的“乾”卦表示天，为何又表示金、玉、老马等琐碎细物？淳于俊回答说：圣人制定名称的时候，或远或近，近取法于各种杂物，远取法于天地。曹髦再无诘问。
综合看上述《周易》七个问题，纯粹是学术问题，与政治无涉。
曹髦关于《尚书》的第一个问题是：郑玄、王肃关于《尚书》“稽古同天”这句***的注释，谁的准确？《尚书》博士庾峻认为，虽然他才疏学浅，难以断定郑、王孰确孰误的问题，但贾逵、马融等前代名儒之说，皆与王肃同，所以王肃的注释是准确的。
曹髦对此回答显然不满意，于是诘问第二个问题，以为不应舍大取小。庾峻感到很难回答此问题，于是回答由皇帝作出裁断。就此问题而言，看出曹髦在此句***的注释问题上，认为郑玄的注释更符合经义。
曹髦有关《尚书》的第三个问题是：既然尧是圣贤明君，为何还不了解鲧，还要试用他？庾峻认为圣人也难免有不周到的地方，但最后能改正，所以不愧为圣人。曹髦则坚持，尧既然有失误，就不能谓之圣人。庾峻则认为，圣人也会办错事，就象尧、周公、孔子都犯过错误。曹髦则认为，尧误用鲧，造成了巨大惨重的损失，这与后世的周公、仲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尧既然知道舜也是圣人，却不为了国计民生而立即提拔重用他，又不提拔众多的忠臣，必待众臣推荐后始重用之，这不是重用圣人体恤民情者应该做的。庾峻无言以对，只好以自己不懂为搪塞之辞。
综合曹髦关于《尚书》的四个问题，除第一个问题涉及郑玄、王肃之争，曹髦明显支持郑玄学说外，其它均为一般的学术争议问题。虽然有涉及统治者如何施政等方面，如圣人无误，重视并及时提拔有才能的圣贤和忠臣、体恤民情苍生等。这似乎也是曹髦总结的统治经验，但硬要说这反映的是曹氏、司马氏权力之争，颇显牵强。
曹髦关于《礼记》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教化的方式和手段会有差异？如何才能达到《礼记》所说的“立德”、“施而不报”（给予而不求回报）的境界？《礼记》博士马照回答说：三皇五帝以德化民，夏商周三王时代以礼为治。曹髦继续问：这两种教化方式是否有优劣之分？产生差异的原因是时代环境等因素吗？马照回答说，时代变化了，统治方式自然要有所变化。
综合来看，曹髦询问的有关《周易》，基本全是学术问题。《尚书》涉及一例郑、王之争，曹髦明显支持郑玄之说；《尚书》、《礼记》等几个问题，涉及到对施政方式、手段的反思和总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映出曹髦试图从儒家经典中，寻求治国安民有效之术。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夏朝历史故事 人物对话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夏朝历史故事 人物对话的4点解答对大家有用。